宏儒哥是我剛開始當記者時
非常重要的引領力量
記得當時我和他在一場中國與印度的重要會議上見面
他發現小菜鳥如我
居然掏心掏肺地與一些不一定有善意的記者說話
因此在飯店的大廳拉著我
告訴我日後要特別小心
之後，宏儒哥一直非常照顧我
他開著車載我去參加台商會的聚會
還幫當時窮窮的我付了飯錢
他發現我在工作時發燒
這才驚覺我得了傷寒
他在我一個人爬上候選人的競選車時
抓起攝影機幫我拍攝
很多很多記憶
他是台灣派駐印度的第二位記者
而我則是第三位
記得他當時要離開印度時
半開玩笑地跟我說：「之後你就是最資深的台灣駐印記者啦！」
當時我也才26、27歲
像我和宏儒哥的駐外記者
在當地都會有一些如同家人一般的連結
令人感嘆的是
在這樣的疫情之下
我們不只是抓不住過去所擁有的
也正在失去那些最珍視的
或許對於我們這些文字工作者而言
能做的，就是寫下來吧。
印度疫情
暫別卻是永別，我在印度最深的牽掛 Dadi Maa（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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